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速呈現放緩并趨下行走勢，銀行業整體盈利增速也隨之降低、不良貸款增加已經成為行業預期的共識。目前，擺在中國銀行業面前兩大任務，一方面加強資產風險管控，減少新增不良；另一方面，要持續開展不良資產清收處置工作，解決問題，甩掉包袱，最終達到資產回收最大化的目的。不良資產的產生是市場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正確處置不良資產，一方面要依托科學的方法論指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另一方面要客觀分析中國目前的經濟大環境、金融大趨勢、借款人行業周期性的變化，做到因地制宜，形成一套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下，行之有效的不良資產處置策略。本文對此結合實務，試做探討。

從宏觀經濟趨勢來看，2008年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及后續的經濟危機相繼爆發，美國政府動用數千億美元救市。與此同時，為了穩定經濟，中國政府隨即推出規模數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在貨幣及信貸寬松的擴張政策下，資金大規模投向制造業、地產、基建等項目。在投資的驅動下，我國在2009年保持了接近9%的GDP增長率，保障了就業民生、維持了社會穩定。但是，隨著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不斷推高，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對價格信號的干擾使得企業對后續的經濟發展過于樂觀，從而未能抓住機會在危機中思變、及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因此，經濟刺激的短期效果過后，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導致了鋼鐵、水泥、電解鋁等低附加值行業及其他傳統低端制造行業高供給、高庫存、低需求的產能相對過剩格局。

從生產要素來看，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在人力成本方面的優勢使得“中國制造”在全球市場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近些年來勞動力供需關系變化，以及勞動保護法律的完善，造成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升。一方面，工資的上漲進一步改善了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但另一方面，也使生產要素結構發生了改變，令到產業鏈中低端，以人力成本為優勢的制造業面臨更大壓力，某些競爭力較弱的企業甚至陷入破產關閉的困境。

從金融體系方面來看，2009至2010年在信貸政策相對寬松的環境下，中國銀行業釋放出大量信貸。為了獲取規模擴張和業績增長，微觀領域某些金融機構甚至不惜通過短貸長借、借新還舊降低放貸標準發展業務。隨后出現的信托、理財、資管、以及影子銀行等類金融手段，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金融體系擴張，延緩了金融風險暴露，推遲了整體不良資產周期。自2011年起，為了防止宏觀經濟過熱，商業銀行在宏觀調控措施下逐步通過提高授信條件、壓縮額度、部分機構甚至采用停貸等方式收緊信貸、防范信用風險，這一方面引發了經營杠桿過高企業的財務風險，也使得銀企關系緊張，甚至出現了以鋼貿企業為代表的部分中小企業，在聯保模式下惡意“抱團欠貸”的現象。自2012開始的不良貸款反彈，終結了我國不良貸款“雙降”的走勢，隨后的宏觀經濟持續下行、企業信用狀況惡化的客觀環境，也使得我國金融體系整體風險狀況進一步提升。

從房地產行業來看，隨著國內經濟下行，房地產行業在前期寬松政策下形成的市場膨脹、庫存壓力過大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隨著房市逐漸低迷、房價逐漸回落，房地產行業進入了供給相對過剩的調整期，房企利潤率一路下滑、開發投資增速放緩、資金鏈日趨緊張，對一些以房地產資產捆綁實業經營的中小企業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房地產行業相關的產業鏈也趨勢向冷，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

除了國內多種因素外，國際大環境下某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對國內的制造行業和出口企業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放大了早已存在的產能過剩和流動性問題?；谝陨媳尘?，在經濟環境變化及金融體系收緊的交叉作用下，我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下行周期。自2013起，危機從局部蔓延開來，不良資產規模持續攀升，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16家上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接近一萬億元，較年初新增2,396億元，已經接近2014年全年新增不良總量。

與過去三十年其他幾次不良資產周期不同，我國本輪不良資產大潮，是在市場環境下形成的，是金融機構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結合自身的風險理念和偏好，自主信貸決定的結果。雖然不良資產規模增速仍在加快，經營不確定性明顯提高，但都屬于市場正常周期性調整的結果。市場化行為需要市場化處理手段，市場化手段有其自身的市場化規則。如果將市場經濟體系比做自然界，不良資產就是大自然新陳代謝的必然產物，不良資產處置機制就如同于自然界中的食腐動物和微生物，將能量從有機環境轉入無機環境而得以再次利用，為其他生命體提供養料，可以調節經濟運行中的惰性、汰弱留強、化解過剩產能、幫助排出體制內的毒素。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將進入“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益型集約增長”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攻堅期，市場這種價值調整及重生的能力，需要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運行中培養形成，其重要性不亞于實物資產的生產制造及金融資源的投放，是經濟發展保量提質、優化產業結構的必要階段。同時，不良資產的出現及其處置工作的機制設計對我國銀行業改革中的理念，如盤活存量和加強信貸風險管理，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當前形勢下，雖然不良債權及其抵質押物情況復雜，交易障礙重重，但困難與機會并存，我們相信市場經濟體系有能力為不良資產的處置創造出好的環境。不良資產市場是資金及技術雙重密集型的市場，在制定處置策略的過程中應遵循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原理，即市場運行及資源配置有效與否，關鍵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交易的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的高低。

目前不良資產處置主要依賴四大全國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加一批區域內省級資管公司，各地不良資產運營參與方是一種“4+1”模式，其消化能力是遠遠不夠的，成功的不良資產處置必須有不同類型的投資主體為其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供給和行業技術的引進，因此需要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和產業結合的力量。金融是帶著能量的信息流，不同領域的金融交易參與者，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群體對目標信息的判斷，以及對風險的偏好。各個產業攜帶著知識和技術創新，為各類金融性投資打造提升長遠價值的基礎。健康的不良資產處置，需要創造一種環境，使其在市場經濟體系中能找到不同的組合，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從而放大不良資產市場參與者的交易自由度。

從不同的風險偏好及交易特征方面來看，我們可將不良資產的市場參與者劃分為以下幾種群體：

同時我們也應關注到，在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中，另一重大問題就在于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造成買賣雙方價格上的重大差異，面對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各種問題，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各類主體的作用，特別是充分發揮投資銀行、會計師、財務及交易顧問、律師、行業專家及評估機構等中介的專業優勢，幫助識別資產風險、評估資產價值、設計處置方案、搭建產品架構、擴大銷售渠道、協調溝通模式和方法。與此同時，知名機構的高信譽背景更有助于提升投資人對不良資產的信心，促進交易的達成。

首先，從會計師事務所方面來看，由于我國目前產生不良資產的眾多中小民營企業歷史財務數據存在較多瑕疵，同時，錯綜復雜的關聯交易使得商業背景很難查實，所以商業性金融機構在放貸過程中的盡職調查的工作質量難以保證。通過會計師事務所的參與，可以更專業地梳理財務信息，減少因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偏見或錯誤的判斷，有利于賣方內部盡職的風險管理，同時更便于買賣雙方對目標資產高效和合理的談判和協商。而且，會計師事務所也會擔起財務及交易顧問一職，獨立、公正地通過對目標資產的全面了解，綜合法律和評估報告的意見和特定的處置方案，公允地提供和反映目標資產的價值，解決博弈各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財務及交易顧問會盡力協助買賣雙方的合作，通過對市場信息的了解，提供合理又具支持性的依據來減少買賣雙方主觀因素的影響。

其次，從律師的參與方面來看，不良資產自身的法律瑕疵和交易主體眾多而引起的復雜糾紛及各方博弈造成了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的壁壘，擁有專業經驗的律師能更有針對性地處理相關法律問題，提前進行相關風險預判。近些年來，律師的角色逐漸從提供訴訟服務轉變為不良資產處置產品的共同研發者，從產品設計、交易架構的設立、發行規則及后期的管理處置等多方面、各階段提供專業的法律支持和服務。

再次，從投資銀行的角度來看，其在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中不但扮演著投資者的角色，更是匯聚各類投資人及基金的重要平臺，通過運用在產品架構設計、不良資產組包方式等多方面的技巧，不僅可以滿足不同偏好投資人的現金流量需求，更可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來提升不良資產的價值。我們應意識到，在專業服務機構的配合下，在產品結構設計方面，按機構投資人的偏好對不良資產進行分包、分層、切割等靈活組合，這是一種切實的金融技巧而并非隱瞞問題。

此外，遍布經濟體各處的各類小型顧問和獨立咨詢機構，好比生物體的眾多毛細血管及神經機構，是匯聚信息，打通資源管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既需要龐大的全國性專業機構，又需要無數的“微生物”級的靈活高效的小型機構參與，他們是健康的資產處置體系中重要的微觀信息傳導體系。

最后，從評估機構的角度來看，由于不良資產處置回收情況復雜，特別是其擔保方式多樣化的特征，導致未來現金流量金額及時間分布不確定性較大。資產評估機構作為獨立專業的服務機構，其對特定不良資產類型有著專業的見解，通過全面識別特定處置方案與資產內在價值的關系，可以公允地反映資產的可變現或回收價值，供買賣雙方在多種情景下作參考。

由此可見，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各中介機構應各司其職，做到中立、客觀、公正，從不同的層面為交易達成做出貢獻，提高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降低金融信息不對稱風險，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使各方參與者能在更加一致的信息平臺上進行交易。各中介機構的共同參與就如同一臺大戲的上演，臺前幕后緊密配合，并在各自的角色中綻放光彩。

從現有階段來看，不良資產的化解主要有兩種模式：訴訟清收和盤活重整。訴訟清收是傳統金融機構的常用手段，即以提起訴訟來尋求法律支持，通過對將不良資產的切割、查封、變賣來達到變現清收的目的。這是對原有經營體毀滅性的處置，原有長期積累起的人力資源、生產設備、產業能力等都將不復存在，是商業體的徹底消亡。而且當涉及的債權人數量較多時，相關破產清算的過程會由于過于復雜而變得漫長，例如中國著名的第一起債務重組——長達兩年多的粵海重組，由于參與的貿易債權人超過1,000多家，涉及500多家企業，200多家債權銀行，談判過程十分艱難。而2008年開始的雷曼兄弟破產重組，直到今天仍然尚在進行中。

盤活重整的模式是成熟市場經濟體中更為常見的手段，其并非是債權人一味的讓步，而是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利益的再安排。無論是股東股權的出讓還是債權人受到一定的本息削減的損失，都屬于權力層面的重新組合。好的盤活重整能使處置資產在實體經營層面得到有效保持，避免有價值的資產變為沉沒成本，做到“標本兼治”。對于盤活重整在不同產業中的應用，大致可分為右邊三種情形：

首先，對于產業正常，凈利潤為正的企業，只因其杠桿過高、債務負擔過重而導致暫時流動性不足，凈現金流量為負。在這種情況下，可采取債轉股、引入并購基金、原股東出讓股權等重組方式使得在權力層面由新的管理者接手，原資產正常發展，避免對企業自身的沖擊影響。

其次，某些經營性現金流量為正的企業，其因歷史投資規模過大，在高利息、高稅負以及高折舊的壓力下，致使凈虧損嚴重且短期現金流不足。對于此種不良資產的重組，債權人可能需承受一定損失，但通過引入新的管理權力，維持企業正常經營的整體價值要遠高于破產清算價值，關鍵在于是否能找到愿意接手的相關機構，不單在財務上給予新的流動資金，更能夠在營運管理上給予支持與提升。

最后，對于產業產能過剩，市場競爭價格壓力較大的企業，由于人力成本上升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企業經營性現金流量難以為正，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可在市場化的體系中找到重整突破的空間。通過跨地域、國際化的思維視角，一方面在國內尋求機會，向內地產能不足的區域進行遷徙，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中，可通過抓住全球產業組合的機會，將過剩產能轉移到譬如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等存在嚴重供給不足的區域，換個思路來尋找新的投資者；同時，在新經濟思維的“互聯網+”新業態下，通過信息通信技術及互聯網平臺，能有效增強過剩產能的流動性，使其在社會資源再配置中得到集成及優化新生。

我們以國內服裝制造企業“H集團”與互聯網企業“Y平臺”在“互聯網+工業”方面的成功合作為例，“H集團”作為國內最早采用規?；a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服裝企業，一直困擾于線下渠道的缺乏和線上定制的局限，企業經營一度跌入谷底。而互聯網服務企業“Y平臺”正是看中了中國市場容量可觀的高端定制客戶群，通過新系統的研發，上門量體裁衣后將客戶的定制化需求直接傳輸給“H集團”開工，完工后由工廠直接點到點快遞發貨，保證客戶能在七日內穿上僅為制式成衣價的專屬定制服飾。借助互聯網搭建起的消費者與制造商的直接交互平臺，傳統服裝制造業不僅解決了高庫存的壓力，走出了經營困境，同時還能將過剩產能轉移到新的利潤增長點上，成為了行業領跑者。不僅在服裝領域，利用類似的經營思維，在嚴重過剩的鞋制品領域，也逐漸出現了新型數字化訂制鞋模實體店，重組傳統皮鞋生產線產能，提供線下激光三維度量加線上下單，實現72小時訂制皮質鞋品送上門服務的新型業務模式。

上述這種互聯網創新思維的切入，其關鍵點就在于創業機構發揮其聰明才智，利用對行業專業認知的把握，通過租賃、外包、定制化生產等一系列靈活的手段，改變現有的商業模式及成本結構，進行資源的重新整合和過剩產能的重新分配。

綜上所述，在市場化體系下，盤活重整是一種更健康更常用的發展方式，其模式能最大限度的保持現有生產力、維持勞動資源，避免失業率上升對經濟運行態勢進一步的負面影響，并使生產力在經濟企穩向好時得以迅速恢復，是一種建設性的成長。產能過剩只是在特定環境、特定區域下的相對過剩，放眼市場依然會存在產能不足的領域，所以只要改變其商業模式，將過剩產能分配到新的產品或新的市場中，將有助于實體經濟的再循環、恢復活力。例如2001年美國911事件后，面對大額的訴訟賠償，各大航空公司嚴重資不抵債，陸續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但其并非意圖于終止經營，而是借此機會陸續通過吸收合并等方式幫助公司自身提高競爭力，在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中，雖然原股東會出局，但公司各航線正常運作，努力精簡成本、提升效益、優化運營、解決了自身管理的缺陷，做到“破產不破業”。由此可見，在重整的過程中，其核心是人的聰明才智的發揮，需不同的參與主體調動各自的智慧和資源來消化淘汰，使不良資產重新煥發生機。

不良資產的處置是一個復雜的工程，在分層次的市場中有大中小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在市場這只無形手下各司其職。在此過程中，大型的專業機構有其獨特的優勢，大型投行、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有其自身的優質網絡資源，涉足產業鏈上下游全領域，利用其巨大的信息優勢可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促生良性的交易市場。同時，其專業的金融人才、財務人才、熟悉交易過程專家在行業領域中的知識優勢，能迅速對接不同層次的各類需求、發現買賣雙方的契合點，進一步有效地降低買賣雙方的信息獲取成本、減少交易不確定性、增強投資者信心。對于參與者之一的大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來說，其服務條線面廣，客戶分布度寬，一家大型的跨國事務所可涵蓋各類大型產業集團和金融機構，按現有的網絡，兩家大型事務所的客戶群幾乎可以涵蓋全部國際1,000強集團公司。通過長期為特定客戶群提供審計、咨詢等業務，事務所與客戶間已建立了牢固的信任關系和溝通渠道，能有效地幫助資產處置機構迅速對接相關金融資源和投資者。大型的跨國會計師事務所同時還擁有國際化網絡和視角，其本身就是為跨國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而生，具備國際化合作的天然優勢，各地的分支機構與當地的產業集團擁有密切深入的聯系，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分布式、有彈性的網絡，有其他機構不可比擬的優勢，可為跨地域、國際性的資產買賣交易提供便利。

除此以外，大型跨國會計師事務所在以財務為主線下，其他內部業務線間相輔相成、共同繁榮，擁有著多方面的行業專家和交易顧問，合伙制企業的特點使其能更靈活的組織、結合專業資源參與到某一項服務中去。同樣對于參與者之一的大型跨國投行來說，分支機構已幾乎遍布了全球所有區域的金融中心，在業務規模不斷擴張下，其交易量已有超過當地金融機構的趨勢，隨著國際市場的不斷開放，大型跨國投行利用其龐大的網絡一方面能將海外資源引入中國市場，同樣也能幫助中國企業、中國的投資者走出去。在業務線方面，大型跨國投行通過匯聚專業的網絡、金融、財務、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在傳統業務線外的兼并收購、資產管理、財務咨詢、風險控制等國際業務體系也日益完善。除此之外，作為交易模式、產品結構的創新和改革的主要推動者，他可助力于為不良資產市場的投資者提供符合各自偏好的差異化服務，提升不良資產市場的多元化和靈活性，將不良資產“冰棍效應”的負面影響消除到最小。

銀行的不良資產關系到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面對不良資產的大量累積，加快其處置進程刻不容緩，對于如何能實現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效率盤活不良資產，促進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綜上分析，結合畢馬威在實務領域的實戰豐富經驗，我們對擁有不良資產的金融機構及處置機構提出以下三點主要建議：

首先，要搭建處置網絡平臺，形成與產業多類型組織的穩定聯系，打造更立體的、直接和間接的溝通渠道。

其次，要善用中介機構，通過多方面的接觸來博采眾長，利用中介機構的信息優勢全面把握市場中最新最全的商業信息。

最后，要構建自己的外部專家庫，對專業領域的人才能做到有效對接，善于識別外部專業機構的專業特點，做到特定問題找到特定人，專人專事，對癥下藥。

從市場中來，到市場中去，我們相信，憑借強健的市場化運營體制，只要不良資產處置的網絡足夠廣大，市場機制運作充分，就能夠順利消化不良資產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讓資產的商業價值獲得重生。